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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惊涛骇浪的孤岛，他埋下头，甘心做沉默的砥柱；在一穷二白的年代，他挺起胸，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。他的人生，正如深海中的潜艇，无声，但有无穷的力量。”这就是黄旭华院士，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，被称作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。在一次演讲中，他首次公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那些隐秘、艰辛、又无比壮丽的往事。 
用磅秤称出来的核潜艇
1924年2月24日（农历正月二十），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田墘镇。父母开药房，兼营农商。黄旭华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，1944年夏，日军攻占长沙，西南大撤退开始。“我徒步走了几天的山路赶往已经搬迁到重庆的学校，一路都有日军战机的轰炸，有时要在山洞里躲整整一天……”当时黄旭华心里就很愤怒，“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，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，我不学医了，我要去学航空学造军舰。”之后，他就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。 1958年，国防科委组建了研制导弹核潜艇的29人的小队伍，黄旭华成为其中一员。“当时国家连造个拖拉机都不容易，科技水平、工业生产能力低下，而更大的困难是缺少相关人才和专业知识，手头上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。开始大家都以为把核反应堆安到常规潜艇上就是核潜艇，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怎么办，大家就从国外浩瀚的报刊杂志里找，寻找保密极高的核潜艇相关资料，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拼出了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。”黄旭华回忆说。 拼出来的核潜艇设计图谁也不敢肯定靠不靠谱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弄到了两个美国“华盛顿”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，大家如获至宝，拆解分装了一次又一次，结果发现跟他们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致，“大家高兴坏了！” 那时候没有电脑，所有数据都靠算盘和计算尺，他们分两组算同一数据，如果两组算出来数据相同则没问题，如果不同就要重新来过，直到数据相同为止。 潜艇的重心和重量直接关系到它的不沉性，所以要求特别苛刻。他们没有高科技手段控制，就想了个“土办法”——在船台入口处摆了个磅秤，只要拿进船台的不管是什么都要过称并记录在案；同样的，施工过程中拿出船台的任何东西也要称一称…… 几年来天天如此，黄旭华的同事们称之为“斤斤计较”。
极限深潜创历史
核潜艇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极限深潜，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要承受一吨多海水的压力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核潜艇“长尾鲨”号做深潜试验时葬身大海，艇上100多人全部遇难。1988年，中国进行这项最危险的试验时，已经62岁的黄旭华亲自下潜，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。 黄旭华回忆，当年有人强调“任务光荣”，越讲光荣，艇员的思想就越乱，有的人甚至给家里写了遗书。“有人下艇之前唱了一首《血染的风采》，这首歌很好，但我当时说，‘今天要下潜，不希望大家唱这首歌，而要唱一个雄赳赳气昂昂’。” 为稳定军心，给大家打气，黄旭华决定亲自下潜。 下潜到设计要求深度时，艇上鸦雀无声……当核潜艇重新上升到水下100米左右时，气氛一下子变了，艇员们激动得相互拥抱。 有人建议黄旭华为试验成功题字，他写了首打油诗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，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。” 正是这一年，我国政府对外宣布：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，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，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。至此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它的全过程。
隐姓埋名30年
为保守国家最高机密，黄旭华在研制核潜艇的30多年间，淡化了和家人之间的关系。“30年中，我和父母的联系只有一个海军的信箱。父亲去世，我也没回家……他只晓得我在北京工作，从来不知道我在什么单位，在干什么。”
 1957年到1986年，黄旭华都没有回过广东老家。当他30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，早已从一个青年变成花甲老人，母亲也已93岁高龄。 “我非常爱我的夫人，爱我的女儿，爱我的父母。但是我更爱国家、更爱事业、更爱核潜艇，在核潜艇这个事业上，我可以牺牲一切！”黄旭华无怨无悔。 如今，92岁高龄的黄旭华依然精神矍铄、健步如飞，不仅每天坚持上班，为祖国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殚精竭力、献计献策，而且经常不辞劳苦四处奔波，为了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发展与创新、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奔走呼号、贡献余热。 |
